澳媒反思對華報道方式：冷戰式報道，導致事實與觀點界限模糊不清_企鵝電影

　　澳大利亞“珍珠與刺激”網站11月15日文章，原題：“壞中國”才是好新聞——但誰受益，誰受害？ 在公共討論中，中國仍被視為澳大利亞的敵人。過去10年，澳大利亞媒體對中國的報道變得越發具有敵意。此類報道先入為主地認為被報道對象是敵人。這種觀點不僅左右了澳受眾聽到和讀到什么樣的中國報道，還決定了（澳媒體的）報道方式。

　　當涉及中國時采取冷戰式報道風格，導致事實與觀點、證據與預感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不清。一個明顯例子就是澳大利亞廣播公司關于中國影響力的一集節目。節目對華裔澳公民和中國公民提出一系列缺乏可信證據的指控，毫無根據地大量使用懷疑、猜測來認定有關中國影響力的“真相”。

　　新聞報道會影響公眾看法。澳媒的對華報道及其對“中國威脅論”的構建，無疑證明了媒體在設置公共議程方面的作用。報道中國時這樣做，一個明顯后果是越來越依賴某些消息來源——個人和機構，他們出于各種原因，認為堅持“中國威脅論”是有益的。于是，媒體不知不覺中扮演了傳聲筒。

　　如今，我們看到的企鵝電影是“監督者”和“看門狗”這兩種新聞模式的奇特共存。報道國內政治時，澳媒體充當監督政客和機構的角色。但當涉華報道時，媒體就變成“看門狗”，不加選擇地報道對中國的無端指責；引用澳安全和情報機構有關“中國威脅”的警告；給一些安全“專家”提供空間——他們的新報告似乎總是提出對中國的“新關切”。

　　澳商界——尤其是牛肉、葡萄酒、大麥、海鮮等出口行業因澳中關系惡化而受到影響。然而，盡管對華貿易是確保澳繁榮和生活水平的重要因素，商界對“中國威脅論”大多是沉默的。很少有人敢于直言不諱，因為不想被指將經濟利益置于國家安全之上。

　　很多中國事務超出澳公眾的了解范圍，因此要征求專家意見。但專家有不同意識形態立場，來自不同學科，在澳大利亞的中國研究界，沒人能代表所有人說話。很多時候，澳媒并沒反映出這種差異。公眾則以為媒體選的專家就是權威。而且同一學者被反復采訪，并非因為最具資格，而是因為他們企鵝電影愿意說話，且可能提供符合媒體觀點的看法。

　　有關“中國威脅”的報道中“專家”頻頻出現，但中國事務學者和中國事務觀察者完全不同。后者往往是現任或前任記者，許多人其實對中國知之甚少，卻很自信并善于表達。這些人往往被提升到專家的地位。同樣令人擔憂的是，許多國防、情報和安全領域的專家，對中國也了解甚少。諷刺的是，媒體平時指責澳安全和情報機構侵犯媒體自由，可一涉及中國，同樣的機構卻成了澳媒體最好的朋友，他們的觀點被全盤復制。

　　澳大利亞媒體通過一系列設定手段，影響了有關中國的公眾討論。然而，這些媒體卻很少提問，誰會從“中國威脅論”中受益，誰又會因此受到傷害。（作者Wanning Sun，喬恒譯）